1979年1月17日，深冬的北京像往年一样寒风凛冽，不过对民建、工商联来说，这一天非同寻常。
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五位老同志应邀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邓小平共同商讨改革开放如何探路和起步。
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1979年春，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不久。这次历史性会议，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十年浩劫，让许多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合作几十年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遭到劫难，民营企业家和私营工商业者也是首当其冲。如何重建信任，重拾信心，成为推进改革之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天，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五位原工商业者意外地同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邓小平同志要会见他们，并共进午餐。
见面时，小平同志与五老一一握手，简短地互致问候，就坐了下来。小平同志开宗明义地说：“听说你们对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
邓小平接着坦诚而深有所思地对他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不重犯当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1979年11月，胡厥文带队就落实对工商业者政策问题赴上海、南京调研，之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图为胡厥文（左）正在听取民建上海市委会主委刘靖基（右）的汇报。
五老也开诚布公地发表了意见。胡厥文提出，原工商者的技术专长不能发挥，统战部的“投降主义”帽子没有摘掉，这些问题不能解决，工商界心有余悸。
胡子昂说：“工商界中，在技术、管理专长方面还大有潜力可挖，全国至少有上万的人可以发挥作用。”
荣毅仁则根据接待外宾的情况反映：“有的美国人很想来，但是现在美国大公司到中国来还有顾虑。外国朋友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邀请大老板们来，面对面地谈，让他们回去讨论，使他们改变目前的态度和看法。”“从国内讲，各部门、各地区对引进的积极性都很高，但是需要协调。一个西方大公司来，许多人都去找他，他的尾巴翘高了，要价也就高了。”
古耕虞说：“中美建交以来，每年都接到不少在美国的亲友来信，想为家乡效力，想来投资。我认为，只要搞出条例、办法，这件事一定可以做好。”
会见中，邓小平明确表态：“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
会谈气氛十分融洽，常常是一人话音未落，一人就接上了。不知不觉已到了中午时分，邓小平说：“先到此为止好不好？请大家一起吃顿便饭——涮羊肉!”
很快，大厅的屏风后面摆上了两个长条桌，金灿灿的铜火锅端了上来。火锅周围放着几盘羊肉，还有几个简单的小菜。五老都多次在人民大会堂吃过饭，但这一餐饭，对他们来说，意义尤为特别。
席间，古耕虞又递上关于改进外贸工作的长篇建议，用家乡话和小平同志细细讲述。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餐午饭，诙谐地说：“我们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五老继续奔走
这次“火锅宴”拉开了一场大戏的帷幕。
会见五个月后，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给资本家“摘帽”：“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五老在会面之后，也在认真思索，积极奔走。
1980年4月，胡厥文（中）和王光英（左）在一起讨论原工商业者积极为四化服务的问题。
20天后，胡厥文写出了《关于怎样调动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意见》，准备即刻动身去上海发动、实施。
恰在这时，医生检查出他的胃部长了恶性肿瘤。胡厥文的儿子胡世华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父亲在医院时总是说：再给我三年时间，我就完成任务了。而且先是不做手术，后来又坚决要做手术。当时我们都不解其意。后来帮父亲整理回忆录，才知道，原来他是计算着用三年时间就可以基本完成邓小平同志交给的任务了。”
胡子昂在会见后，立即奔忙于组织全国工商界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在当年6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他联合82位工商界的委员，提出了关于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的提案，一方面为国家献策，另一方面发动各级民建、工商联为安置待业青年开展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三年时间内，民建、工商联在自身组织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自办、合办、协办了三千多家集体企业，安置待业青年九万多名。
与邓小平面对面的一席谈话，也使荣毅仁获得了创办新事业的巨大推动力。
经过反复考虑，并与工商界的一些老朋友商议，最后，他决定创办在中国大陆还没有人办、甚至少有人听说的国际信托投资企业。
一个月后，荣毅仁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1979年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0月4日中信公司正式成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
“火锅宴”后，古耕虞给自己的定位是：不能“唱”，只能“说”了。所谓“唱”，就是担任企业的实际领导职务。所谓“说”，就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做调查研究，对发现的问题向党和政府提出建议。
1980年，他就自己多年的老本行——猪鬃出口向有关部门进言：提高收购价格，鼓励农民家庭和农村社队承揽猪鬃加工。1981年，他提出发展长江航运的建议：为缓解运力紧张的矛盾，可允许交通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自行组织船队；“开放长江”，准许外国和港澳轮船公司进入长江各口岸装货，并在沿江口岸开办代理处。1984年，针对民生轮船公司和沿江一批集体所有制船队的诞生，他又指出，要保证这些船队能够得到像供应国营船队那样低价的柴油；他们与船舶公司签订的造船合同，也应得到国家银行的低息贷款。几年下来，这些报告、建议、函件的底稿累积了厚厚一大摞。
五老中，周叔弢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他本不打算再担任企业的职务了，但天津工商界为贯彻邓小平指示精神，筹备成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时，他还是欣然同意担任了董事长。新时期天津的一些大工程，如引滦入津、整修海河公园等，他都到第一线去看过，而且询问得非常仔细。
1982年10月，他亲笔写下遗嘱，叮嘱身后不办丧事，不留骨灰。对于为数不算多的存款，他也决定全部上交国家，最后为经济建设出点力。
（本文刊登于2019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增刊《与共和国同行——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合作70年纪念专刊》）
来源：统战新语
原标题：《【同心印记】小平会五老，火锅演大戏》
编辑：王伊萌
责编：马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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